文艺批评:贺寿特稿 | 关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一封信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十四)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稿
周玉峰先生书
后学敬贺者言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1月28日,是志扬老师的八十寿诞,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古典学研究—先进辑刊—寓诸无竟—文艺批评—启示与理性”五公号于1月28日分别推送“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由北向南传递后辈学人对在西学中夜行四十年,因知白守黑而归根复命的志扬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关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一封信
鸿生兄:
今年元月号的《莽原》上,偶然读到你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及其问题》,才发觉我对文字的这个领域太隔膜了,例如九三年后繁荣起来的长篇小说,除《马桥词典》、《务虚笔记》,再没读过什么,实在惭愧;如果像以前那样经常从包括你在内的朋友们那里八面吹来清凉的风,我大概也不会如此尘封孤陋的。所以读你的文章完全是一种开眼界的学习。非常感谢。
虽然没有读小说,作为小说土壤的现代生活或历史命运仍在周边演绎、流布,对它们我还没有丧失感受的能力。所以,我想在更现实的脚下讨论你提出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多神”、“主神”、“一神”,或其他。
你说,有些学者拿《圣经》相比以见绌中国神谱的“诟病”,这是“忽略了,在一个以巫术为根底、以自然崇拜为归旨的原始多神教传统中,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主神”。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说法。暂不细究这种外来文化学分类定性的套路妥帖与否。按照你的思路,现在的世界从开始就是“多神”的、或应有“主神”的、或干脆只是“一神”的。
王鸿生教授
还有别的吗?我注意到别的,那是一种另类的说法。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卷》中模仿其他诸神的口气狠狠嘲笑了犹太教的“一神”或“主神耶和华”。“不要信别的神”——就是说,还有别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唯一的神”——“其他神听了笑死了”。其实,耶和华也没错,他明明只做犹太民族的保护神,并没有自封“普世一神”;犹太民族也很清楚,“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与亚里士多德的神何干!”至于旧约创世记第一章开篇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无名无形”的,且自称复数“我们”,与后面的章节中“有名有形”的单数“耶和华”不同。《圣经旧约》本来就是叙利亚神系各种原始神典的汇编。
之所以各民族终于要给原初无名无形的神穿上民族服饰变成专名的民族神,那是民族生存的需要;虽然也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古史一般都把它叫做“最初的启蒙”,但也是“神的最初隐匿”。至于后来的“人义论”启蒙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地步取神而代之,更仗着技术理性以为无所不能地僭越神性,那已是后来很久的事了。其间作为过度,基督教把犹太教的“民族神”变成所谓“普世一神”,“罗马帝国”的帝国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今天与“新罗马帝国”同在的“上帝”当然更有海陆空疆域的全面覆盖,俨然不可一世。所有这些,根本不能当作什么“神的谱系”研究而掩盖了它们统统不过“民族诸神”的本来面目。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事实上仍然潜移默化地承受了基督教“普世一神”的合理性。黑格尔就是这种合理性的百科全书式的虚构者,或用施特劳斯的话说:“黑格尔哲学是基督教世俗化的完成”。
我想说的是,重要的不是神的“一”与“多”、“主”与“辅”这些人为的形而上学特征,而应该是神的“有形”与“无形”之去形而上学、去意识形态还原。所谓“一”、“主”、“有形”都是神的世俗化意识形态表现,正如准神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一样。
如果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的“道”,恰恰应看作纯正地保留了神的无形性(“神”显隐于“道”,而“大道无形”),乃是更本原的神性言说。中国人对此不要看轻了。“道”的儒家化如同世界各民族对无形神的民族化一样,是“穿衣服”的世俗化过程。这个过程尽管各不相同,其世俗到“民族本位”则是一致的。直到今天,罗蒂不是清楚明白地说美国是“自我种族中心主义”吗。所以“诸神之争”,不过是“服饰之争”,各种“意识形态”则是其服饰上的主要“徽章”标记。真谛的无形神早已隐匿了。你不信到它们的“神典”中去看看,隐匿的蛛丝马迹尚在,并不难察觉的。人们熟视无睹乃长期意识形态化的执迷。
第二个问题,所谓“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世纪,表现为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而“我们却同时具备了这双重经验”。它显然属于你演讲中的主题之一“世界”。
如果前一个问题涉及了民族历史及其传统的起源,它具体关系到中国作为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以及现代世界中的“民族定位”,那么,第二个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你后面诊断的“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伟大与否的“参照标准”:够得上“世界”、“语言”、“灵魂”的维度吗?
你概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长篇小说的五点启示,其中后两点说的是形式方面的“叙述范式的探索”和“母语书写的开掘”(姑且沿用“形式”与“内容”的标准结构),而前三点着重内容,如改写历史(改写历史图象同时也“改写了意义世界的图象”)、宣泄压抑(当然以宣泄“性压抑”为代表,仅“宣泄”而已,宣泄不是治疗,而是性冲动的固置形式,所以才有性解放后的非升华性压抑,至今让世界沉溺于“性技术”中不能自拔)、宽容个体(以至宽容到“漠视人的社会性”程度,就像当年“漠视了人的个体性”一样)等。由此构成起点,使当代中国长篇小说颇有走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势头,当然要有条件,那就是,必须注意“世界”、“语言”、“灵魂”三大维度的修炼。
在一篇不过两小时的演讲中能如此丰富地展开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不能再要求什么。但我们都已离开了讲堂不是吗?
治长篇小说先治人。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而是人生活于其中成就于其中的“世界”、“语言”、“灵魂”。作为读者,特别是作为有阅读能力的读者,最简单的“希望权利”(不用也不是布洛赫的“希望原则”)想必是应予满足的。而且这是一个交流的领域,我响应你对“交往的承诺”的倡导。
首先是作为内外生存环境的“世界”,已被“手段王国”的技术性世界所主宰。在此前提下,什么是“世界的历史图象”(时间:剪不断的历史“古今之争”)、什么是“历史的世界图象”(空间:理还乱的世界“诸神之争”)、什么是“技术性的手段王国”(特征:不是“上帝”而是“强者”的手中之剑,不仅是“剥夺”之剑,尤其是“剥夺者被剥夺”之剑),以及“意义世界的图象”(有“终极意义”的关怀吗)?
问题的范围太大了,其中许多问题不是这里能说得清楚的,特别是“技术问题”,还是近身取物吧,以你说的“双重经验”为限;即便谈“双重经验”,也要限制在你描绘的轮廓中,总不能在交谈中另起炉灶另开张。
当今“世界”给我们的“双重经验”是什么?
萌萌主编的“学人诗存”《那一段回流》你是参与了的,扉页上有一段献词:
“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另一个的报应:要么只有禁锢自我于道德理想的精神渊薮,要么只有放纵自我于功利计算的享乐欲望。能走出这两堆同样贫瘠而孱弱的青草吗?
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留下属她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种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她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黑色‘属于永恒的悼词与葬礼’。”
这段献词自然带着你需要的“世界”背景(“图景”)。
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古老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承接着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记录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实施着“伟大的解放计划”(解放战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可能的政治改革,推动二十一世纪初的所谓“和平崛起”,等等,隐伏着怎样的人和自然的牺牲代价(与世界接轨时守住权力底线),这就是二十世纪给予中国人的“双重经验”,而且,几乎每一个阶段的经历都是双重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聚集着各种审视眼光。我这里试取一斑以窥全豹。
哈贝马斯在苏联东欧解体之后,德里达在日裔美国人福山写出了《历史的终结》之后,都一再强调,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进行批判的那个原创的“马克思幽灵”,是不会也不能随着若干“马克思主义者们”试验失败的消失而消失的。换句话说,人类(特别是强者用恩赐代表的弱势群体)不能放弃“自我解放”的目的和权利。
哈贝马斯
德里达
从国内或世界的现状看,真的像福山们说的那样“历史终结了”,只有西方的“自由精神”才是“人类灵魂的领导者”?这可是关系到中国人为人处事、取向立义的大问题,作家岂能例外。有成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就这么一直摇来摆去的吗?
“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世纪,表现为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实施伟大的解放计划,一边是资本主义阵营为重新划分日光下的地盘连连发动世界大战,两者竟如此殊途同归——空前的世纪大灾难。
除了这种明喻式的解释,还有隐喻式的,“极端的”是否意味着“错误的”?“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用一个“和”字连接是否意味着不言而喻的“因果关系”?
我没有看过这位齐泽克先生的论述,只好把这句话独立出来猜测。
齐泽克
如果是,与福山同道,所谓“伟大的解放计划”不过是一句反讽。
如果不是,“伟大的解放计划”就不能用一次失败来盖棺论定了,而且,即便有“伟大的解放计划”带来的“理想罪”及其灾难性后果,像犹太教、基督教的“末世论”那样,血流成河的“十字军圣战”也没有宣告犹太教基督教的“破产”或“终结”。
何况,“伟大的解放计划”在苏联东欧解体后,世界性的灾难不断没有与日俱减,相反与日俱增,连“民主”也成了侵略别国的战争旗帜,宣告“历史终结了”的大大小小的福山们,是否要由领导新的世界秩序的“资本精神”来自我归咎?除了“肉弹”的“武器批判”,是否还有象样的“批判武器”?
近代史给人类开了一个大玩笑:一百五十年前“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马克思原来是一个“弥赛亚幽灵”,一百五十年后经受共产主义革命洗礼的“资本主义”反而复活成了“救世主”。以至今天“资本主义”横行于世界时,再也找不到批判“资本自由精神”的力量了?
谁去批判?原来被划进“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已升格为决定生产关系的“第一生产力”了。以至奔腾的技术智能把资本拖向了生态危机的深渊,“技术意识形态”还不断制造幻象——技术造成的灾难只能靠技术解除——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在这条新潮的“埃舍尔蛇”面前,原先的困惑于“姓社/姓资”两堆青草的自由主义的“布利丹驴”,已经老掉牙了。越新奇越先进,已成为今天时尚的口号,哪里还有稍稍停下来思索的时间。谁还闲得没事去“遗忘”什么“文革”,2020年的洪水滔天连下代人的希望都淹没了。除了现得,当下兑现,什么都是虚幻的。只有傻瓜才去盘点“伟大的解放计划”。总而言之,尝到了“资本主义甜头”的社会主义者们、自由主义者们早已“自由长入资本主义”了,世界由此“定于一尊”。
一听到上面的陈述方式(完全是经验性描述),有人就会指责这是“马克思幽灵”作怪,或者是“民族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抬头。似乎只能像福山那样高唱“历史终结于资本自由精神”才算“自由主义”或“世界主义”。
灾难,人类的灾难呢?“资本”早就在《国富论》中说过,“贫穷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现在它被修正成,“灾难是一个世界获救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有人说,在即将来临的生态危机面前,根本不是什么穷人与富人的战争,而是“五分之四与五分之一”的战争。以技术为特征的“强权意志”到处在散布它的逻辑。人们听得习惯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并没有穷尽世界的图景,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地呈现着,只是独钟“归一”的强权才把“九九”纳入“一元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为了取得统领世界的合法性。所以形而上学离不开做对子,如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民族文化与技术理性、或者分割与整合、有序与无序,等等,这样才好习惯性地把它们置入二者必居其一的强权逻辑中;所谓二值逻辑的非此即彼、两极摇摆,归根结底都是为强者取一做准备的。
共产主义解体只有十九年,今天世界已经习惯成这样:不仅到处奉行强权真理(从政治强权到技术强权),更要命的是人们已经只能如此地进行思维了,不如此思维者已经被看作“错误”或“另类”。例如回到第一个问题,人们只能接受“多神”或“一神”,不要说接受“无形之神”,连理解它都是困难的,只好把习惯当真理,宁可陷入“诸神之争”中,哪怕灾难重重不绝于史也还是要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还杜撰成“光明战胜黑暗的自由潮流”。
自由主义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专制主义”的手段,奇怪的是它们竟看不到“斗争哲学”同样是“强权真理”的手段。只是前者高举“平等”,后者高唱“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如此两面批判的思想武器吗?沿着这条“迷途指津”走下去如何?
你在文章中说;现代性诊断的吉登斯们不断告诉我们,世界在时空中不断分延以随意重组,“一个作家要求自己对世界作出整体性想象,将变得极其困难。当整体性的世界图像裂解了之后,经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能不能成立?”又说:“也许,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学就越是要与这样一种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并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世界。”
“零散化”不仅是后现代特征,前现代也如此。历史上,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也是无限细分的,一旦趋向垄断就要用改朝换代来重新细分以维持自然经济的正常运行,于是有三国演义的分合之说。今天的分合当然不同,但分合一也。就像黑格尔说的“主奴辩证法”:“主”、“奴”可变,“主奴关系”不变。如此“完整的”世界图象不是有点换汤不换药吗?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除非换一种视域。
好象我们要进到“灵魂转向”了。苏格拉底的“线喻”说,基于教育的“灵魂转向”应该转向到高出“科学技术智能”之上的“善的智慧”,但今天的世界好象跨不过“技术”这把刀的“锋刃”,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难的”。你也就在这个“更为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前嘎然而止。希望等到下一次机会。
顺便提及“语言”,你说得非常精彩,特别是对不同语言质地的品位有极高的敏感。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任何语言的生成与表现。换句话说,一种品位极高的语言是怎么生成显现的,又怎么尝试敞开语言的表现力以开掘语言的质地及其承载空间,对于这样的问题,单靠品名鉴赏是不够的,还要有“运思入道说”的专注,就像醇酒的酿制一样。它们不单纯是作家和诗人的事情。神言圣言哲言从来都在说:
运思者越稀少
写诗者越寂寞
最后,你说:“致敬的最好方式当然是阅读。”
我想我做到了。
张志扬
2007年3月2日 海甸岛
一点思考
(1)西方人能否不再面对马克思幽灵?我们是不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他的幽灵式的遗产对我们是否成为毫不相干的过去?
(2)或者,我们坚持民族性到这个地步,完全与西方的任何指令无关,他们的指令只对他们自身有效?或者,有没有出自一个民族而又对普世有效的指令?如果西方没有,东方也不会有,这就绝对地拒绝了无形之神对各民族均有的审视作用,人类根本没有任何同一性可言,如果有,那普遍有效的指令出自一个民族,是否又成为霸权式的意识形态?或者,这种指令原则上也应该从本民族的启示中聆听出来,只要脱形就能听到。
思想叙事系列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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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 我的思想历程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一)
特辑 |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
特辑 | 《创伤记忆》引论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三)
特辑 | E弦上的咏叹调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四)
特辑 | 无蔽的瞬息:兼论诗人哲学家的命运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五)
特辑 | 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六)
特辑 | 归根复命:古典学的民族文化种姓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七)
特辑 | 访谈录: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八)
特辑 | 让审美回到审理值得过的人生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九)
特辑 | 日本西学之鉴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
特辑 | 解释学分类及其他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一)
特辑 | 我留着我的心在海德堡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二)
特辑 | 希腊悲剧对海德格尔哲思的渗透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三)
特辑 | 学术自主性与三种意识形态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四)
特辑 |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五)
特辑 | 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底海德格尔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六)
特辑 | 未来的乡村往何处去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七)
特辑 | 炊烟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八)
特辑 | 拣尽寒枝不肯栖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九)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主 译
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 校
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
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
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图源:网络
本期编辑:陶令篱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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